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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會服飾
（公元前21世紀之前） 關于衣服的發明，戰國時人撰寫的《呂氏春秋》、
中國服飾史
《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黃帝、胡曹或伯余創造了衣裳。若從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飾史的源頭，可上溯到原始社會舊石器時代晚期。 舊石器時代，采集和漁獵是人們的衣食之源。1933年,在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距今1.9萬年左右）遺址中，發現1枚骨針和141件鉆孔的石、骨、貝、牙裝飾品(圖1)。骨針長約82mm,通體磨光，針孔窄小，針尖尖銳，證實當時已能利用獸皮一類自然材料縫制簡單的衣服。中華服飾文化史可以看作由此發端。小石珠、穿孔獸牙等裝飾品上有長期佩帶的磨蝕痕跡。其中5件出土時呈半圓形排列,可能是成串的項飾。另有25件還用赤鐵礦粉涂染著色，聯系山頂洞下室埋葬的尸骨上也散布有赤鐵礦粉粒,或關系一種飾終儀式,還可能是在衣服上著色所用，反映出山頂洞人的某種審美感情。
中國服飾史
為了捕獵野獸、對付戰爭，防避利爪、矢石的傷害，或出于偽裝與威懾，原始的獸頭帽、皮甲、射?、脛衣之類的部件式衣著率先發明，并因此引導出一般衣服。 距今約1萬年,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紡織技術發明,服裝材料從此有了人工織造的布帛，因而服裝形式發生了變化，功能也得到改善。貫頭衣和披單服等披風式服裝已成為典型的衣著，飾物也日趨繁復，并對服飾制度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 貫頭衣大致用整幅織物拼合，不加裁剪而縫成，胴身無袖，貫頭而著，衣長及膝，是一種概括性或籠統化的整體服裝。其具體形象，在內蒙古狼山地區巖畫、甘肅吳家川巖畫、山東辛店文化陶器，以及新疆西北邊境的巖畫上，均有反映，說明在紡織品出現之后，貫頭衣已發展為一種定型服式，在相當長時期、極廣闊的地域和較多的民族中普遍應用，基本上替代了舊石器時代部件衣著，成為人類服裝的祖型。 新石器時代除有籠統式服裝外，還從一些陶塑遺物發現有冠、靴、頭飾、佩飾，以及簪發椎髻用的骨、石、玉笄等。
中國服飾史
原始社會的部落長和巫師、卜人,在某種情形下,為了象征權威與特定身份，如同《易·系辭》所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服式樣必不同于普通人，或已寬博拖沓，不大合乎日常生活需要。此外在軍事性活動（包括圍獵）和祭祀性活動中，主持人及參加者服飾也與常不同。這些，為服飾制度的發生發展奠定了基礎。
商周服飾
（約公元前17世紀～前771年） 由商代到西周，是中國奴隸社會的興盛時期，也是區分等級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確立的時期。 商代服飾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絲、麻。由于紡織技術的進展，絲麻織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細織造極薄的綢子，提花幾何紋錦、綺，和絞織機的羅紗。奴隸主和貴族，平時已穿色彩華美的絲綢衣服。衣料用色厚重，除使用丹砂等礦物顏料外，許多野生植物如槐花、梔子、櫟斗和種植的藍草、茜草、紫草等也已用作染料，為服飾材料和紋飾提供了空前的物質條件。奴隸、平民一般穿本色麻、葛布衣或粗毛布衣。 從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發現的玉石人雕像得知，商代衣著通常為上衣下裳制，上穿交領窄袖式短衣，衣上織、繡種種花紋,領緣袖口用花邊裝飾,以寬帶束腰，腹前垂一獸頭紋樣的韋鞸,下著裙裳（圖2）。而四川廣漢三星堆發現的青銅人像，頭上著冠，窄袖長衣，外加短袖開衩齊膝衣。結合諸多文物看，商代人可能已穿褲。商代一般男子頭上戴短筒狀帽箍，并一直流行了近千年；奴隸主貴族戴彎曲高冠，上面還有許多珠玉裝飾，也有用許多小玉魚編成一組加在頂發上的。男子發式，通常是編發成辮，自右向左旋盤頂一周。女子則多把長發上攏成髻，或卷發齊肩。小孩頭發梳作兩個杈狀丫角兒，叫作丱角。平民、奴隸，有裹發作羊角狀斜旋而上的，有自頂心向后垂一短辮的，也有剪發齊頸的。種種樣式反映了商王朝不同階級階層的差異，還可能包括了當時征伐所及各部族人民的形象。
中國服飾史
西周服飾西周時，等級制度逐步確立，“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也就成為一種與之適應的冠服制度。周王朝并設“司服”、“內司服”官職，掌管王室服飾。根據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國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時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戰國之交被納入禮治。王室公卿為表示尊貴威嚴，在不同禮儀場合，頂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著裳也須采用不同形式、顏色和圖案。最著名的為《尚書·益稷》所載十二章服(圖3):“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十二章紋遂成為歷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延用到清帝遜位、袁世凱復辟稱帝。 中國服飾史 從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飾裝飾雖繁簡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國服裝的基本形制,“衣裳”遂成為服裝的通稱。衣袖有大小，衣長出現長大寬博式樣，衣領多作矩式曲折直下，具有承上啟下的特色。腹前的斧形韋鞸，用皮革涂朱作成，另有一種用絲綢繪繡花紋的叫“紱”或“赤芾”,后世統稱之為“蔽膝”,成為特別身份的象征。 服裝的發展沿革與社會制度密切相關，材料的講究、數量的增多、服用的普遍程度又與社會生產相適應。在商代能穿絲綢衣服的,可能還是少數。到西周,各地大小邦國封君的穿衣打扮都有了種種排場。一般平民只能穿本色麻、葛布衣或粗毛布衣，窮極的只好穿草編的“牛衣”（蓑衣）。
春秋戰國服飾
（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五霸七雄等諸侯國各自為政，一方面競相發展生產，注重商品流通，一方面兼并弱小，掠奪土地和財富。特別是對大量技術工匠的擄掠占有和鐵工具的推廣應用，促進了各種手工業的交流提高。各方面競爭的成就對紡織材料、服裝剪裁工藝和裝飾藝術，也無不發生重大影響，從而形成了百花齊放的服飾局面和推陳出新的深衣服式。
中國服飾史
春秋戰國時期織繡工藝的巨大進步，使服飾材料日益精細，品種名目日見繁多。河南襄邑的花錦，山東齊魯的冰紈、綺、縞、文繡，風行全國，比普通絹帛的價格超出20多倍。南方吳越生產的細麻布，北方燕代生產的毛布、氈裘，西域羌胡族的細旃花罽（細密毛織物），楚國的大花紋刺繡、通幅大花紋織錦，無不精美絕倫。同時，周代往日“珠玉錦繡不鬻于市”的法規已被突破，這就促進了工藝的傳播，使多樣、精美的衣著服飾脫穎而出。 春秋戰國時期，不僅王侯本人一身華服，即便從臣客卿也是足飾珠璣，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貴重。 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賦以人格象征，所以“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影響所及，上層人士不論男女，都須佩帶幾件或成組列的美麗雕玉。劍，是當時的新兵器，貴族為示勇武兼用自衛，又必佩帶一把鑲金嵌玉的寶劍。腰間革帶還流行各種帶鉤，彼此爭巧，以至“賓客滿堂視鉤各異”。男女的帽，更引人注目，精致的用薄如蟬翼的輕紗,貴重的用黃金珠玉；形狀有的如覆杯上聳,詩人屈原形容這種高冠“切云之崔嵬”。鞋，多用小鹿皮制作，或用絲縷、細草編成；南方多雨，還有通體涂漆，再用錦、絳飾面，底部有防滑齒結的漆履。冬天皮衣極重白狐裘，價值千金。女子愛用毛皮鑲在袖口衣緣作出鋒，還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質錦繡手套，無不異常美觀。 春秋戰國學術界“百家爭鳴”的空氣對當時文化學術發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也促進了精美服飾的流行。 春秋戰國時期的衣著，上層人物的寬博、下層社會的窄小,已趨迥然。在形式上，值得注意的一是深衣,二是胡服。
中國服飾史
深衣（圖4）有將身體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階層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禮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戰國之交。其形制在《禮記·深衣》有詳盡的記載，后世注家學者也有較多的研究。從馬山楚墓出土實物觀察，深衣是把以前各自獨立的上衣、下裳合二為一，卻又保持一分為二的界線,故上下不通縫、不通幅。最智巧的設計，是在兩腋下腰縫與袖縫交界處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據研究可能就是《禮記》提到的“續衽鉤邊”的“衽”，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體化，可以完美地表現人的體形，兩袖也獲得更大的展轉運肘功能。所以古人稱道深衣“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認為是一種完善服裝。 據記載，深衣有4種不同名稱：深衣、長衣、麻衣、中衣。從出土文物看，春秋戰國時衣裳連屬的服裝較多，用處也廣，有些可以看作深衣的變式。①河南信陽楚墓出土有木俑，袖口寬大下垂及膝，顯得莊重，可能屬于特定禮服類。②傳河南洛陽金村韓墓出土有二舞女玉佩（圖5）,穿曲裾衣，揚起一袖，腰身極細，垂發齊肩略上卷，大致是后來《史記》所說燕趙佳妙女子“揳鳴琴,躡利屣,游媚公卿間”的典型裝束。③湖南長沙仰天湖楚墓出土有彩繪木俑，著交領斜襟（曲裾）長衣和直襟（直裾）齊足長衣，其剪裁縫紉技巧考究，凡關系到人體活動較大部位多斜向開料，既便于活動，又能顯示體態的美，是深衣在春秋戰國末期的一種變化形式,曾是婦女的時裝,對男裝也有相當影響。
中國服飾史
至于湖北江陵馬山楚墓出土有直領對襟的短袖“?衣”,樣子和現代的女式短大衣差不多,到漢代也還流行。山西長子縣和河北易縣出土有木俑、青銅燭奴，著上下通裁通縫、兩側開衩很高的長衣，則與深衣剪裁制度全然不同,它自成體系,應是后世沿用數千年不廢“袍”服的前身。 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頒胡服令,推行胡服騎射。胡服，指當時“胡人”的服飾，與中原地區寬衣博帶的服裝有較大差異，特征是衣長齊膝，腰束郭洛帶，用帶鉤，穿靴，便于騎射活動。由于中原上層人物慣于坐而論道，穿長衣視為特權，一旦棄長就短，不法古、不循禮，便成為改革大事。其衣制實與中原奴隸或其他勞動者短衣相類同，不過褲是連襠的。而從湖北江陵馬山楚墓出土實物看,當時內地已有綿袴，《說文》解作“脛衣”,前面連腰，棕紅繡絹褲面，錦邊小口褲腳，兩側附裝飾絳帶，與胡服之別尤在于后面開襠。至于衣長，山西侯馬出土的人形陶范表明，齊膝的織繡花衣（其領襟曲折直下、腰間系絲絳、打蝴蝶結）已從西周演變過來，一般認為這就是已受胡人影響的裝束。 春秋戰國時期的衣服款式空前豐富多樣，不僅表現于深衣和胡服。樂人有戴風兜帽的，舞人有長及數尺的袖子，獵人衣褲多扎得緊緊的，有人還常戴鴟角或鵲尾冠、穿小袖長裙衣和斜露襞褶的下裳。這些都與多彩的社會生活相關。
秦漢服飾
（公元前221～公元220） 秦統一中國后，進行了許多重大的改革。漢代政權鞏固，經濟發展，中國封建社會達到成熟期。出土文物反映，這一時期的衣料又較春秋戰國時期豐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發展。特別在漢代，隨著輿服制度的建立，服飾的官階等級區別也更加嚴格。
中國服飾史
錦繡衣料 秦漢服裝面料仍重錦繡。繡紋多有山云鳥獸或藤蔓植物花樣，織錦有各種復雜的幾何菱紋，以及織有文字的“登高明望四海”、“延年益壽”等通幅花紋。此外，繪花和印花織物、朱砂著色織物、超級細薄織物，在河北滿城漢墓、長沙馬王堆漢墓、廣州南越王墓等處都有實物出土，不僅種類多、式樣齊，紡織技術也達到很高水平。漢代法律規定，農民只許穿本色麻布衣,西漢后期允許服用青、綠色。但由于商業發展,許多禁令早為商人打破，帝王穿用的精美錦繡，商人卻用來被飾墻壁。《漢書》提到，被買賣的奴婢也穿鑲花邊的絲履，滿頭金珠花釵,這與椎髻、穿短衣褲的農民,形成鮮明對照。
西漢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張騫奉命兩次出使西域，開辟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陸路通道,成千上萬匹絲綢源源外運,歷魏晉隋唐，迄未中斷，史稱“絲綢之路”。于是，中華服飾文化傳往世界。 衣服制式 自秦而漢，深衣有了一些發展和變化。從東漢社會上層來看，通裁的袍服轉入制度化。 秦初曾“兼收六國車旗服御”，所以服制大致本于戰國。從陜西臨潼出土的兵馬俑、銅車馬、女坐俑等文物中，可以得出秦代服制的基本印象。軍服和勞動者衣裝形制與戰國時無大差別。男女服都是交領、右衽、衣袖窄小，衣緣及腰帶多為彩織裝飾，花紋精致。兵士衣長齊膝，左右兩襟為對稱直裾式，皆可掩玉背側，兩襟下角如燕尾，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與《禮記》敘述深衣的通用性相吻合；衣外著甲，下著褲，足穿麻履或革履（齊頭方口較多見）；頭髻處理繁細復雜，束髻上聳而多偏右，亦有著冠子的，應為皮弁之制。軍裝衣甲有騎兵、步兵和車御服用等類型。
西漢男女服裝，仍沿襲深衣形式。不論單、綿，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縫連為一體，上下依舊不通縫、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內衣，其領袖緣一并顯露在外,成為定型化套裝。下著緊口大褲,保持“褒衣大袑”風格。足下為歧頭履。腰間束帶。西漢時典型的深衣有：①女衣，以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實物最為精美。有直裾（直襟）和曲裾（三角斜襟式）兩種(圖6),剪裁已不同于戰國深衣。曲裾式下裳部分面積加大，而且與領、袖、襟緣一同作斜幅縫紉。穿上身，靜立時衣面懸垂自然貼體，走動時則裙裳部分膨大如傘，不束縛腳步。這種斜領連襟合成銳角的曲裾衣，即是揚雄《方言》所說“繞衿裙”，是戰國深衣的變例，成為當時婦女的一種時裝，流行很廣。②男衣，以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的出土實物及木俑衣著較為典型。外衣領口展寬至肩部，右衽直裾，前襟下垂及地，為便于活動，后襟自膝彎以下作梯形挖缺，使兩側襟成燕尾狀。
中國服飾史
服飾等級秦代服制,服色尚黑,囚徒穿赭色衣。漢代有了輿服制度。史書列有皇帝與群臣的禮服、朝服、常服等20余種；出土文物所反映的，則多是平時生活或一般人及奴仆的衣著情況。將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結合觀察，服飾上的等級差別已十分明顯。主要表現在：①冠服在因襲舊制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區分等級的基本標識。如冕冠，是古來帝王臣僚的冕服；長冠，以竹為胎骨，外用漆紗糊制，長7寸，寬3寸，形如鵲尾，故俗稱“鵲尾冠”，是楚國舊有形式，西漢時被定為公乘以上官員的祭服。漆紗冠，多為武士所戴，此后到南北朝流行600余年,基本制度延續到明代不變。而一般男子則平時冠巾約發且不裹額，或只是束發加笄。至東漢，情況略有變化，矮筒狀平巾幘，不分貴賤，一律使用；平巾幘上加梁（前高后低中空如橋）的梁冠，以及平巾幘上加漆紗冠,也成為定制（圖7）。② 佩綬制度確立為區分官階的標識。秦漢開始，春秋戰國時期的佩飾得到發展，產生佩掛組綬的禮俗。凡有官爵的人，還得把一條長度逾丈的經編帶狀織物折疊起來掛在腰后，名之為“綬”。綬以顏色、長短和頭緒分等級，自東漢至明代因循相襲。
魏晉南北朝服飾
(220～581) 魏晉南北朝時期,300余年戰亂不息，社會動蕩。由于政權更迭、民族交流等原因，服飾在改易中得到發展。其過程大致可分魏晉和南北朝兩個階段。前段，等級服飾有所變革；后段，民族服飾大為交融。
魏晉服飾漢末以后，頻仍戰爭使社會財力日顯艱困，兩漢冠服制度已難維持。以往的冠帽，這時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綸巾、白綸巾等，不一而足。東漢末年張角起義即著黃巾而被史稱“黃巾起義”。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這一制度此后歷代相沿雜而用之，直到元明。部分文人輕蔑禮法，如南京西善橋出土磚刻所反映的竹林七賢飾著，寬衫大袖、散發袒胸，就是對禮教束縛的突破；“褒衣博帶”，成為魏晉世俗之尚。晉代的首服除幅巾為社會沿用之外，有官職的男子還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紗帽的稱漆紗籠冠，本是兩漢武士之制，傳之又傳，不僅用于男官員，并流傳民間且男女通用。
南北朝服飾南北朝時,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錯居雜處，政治、經濟、文化風習相互滲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飾也因而改易發展。主要表現在：①傳統的深衣制長衣和袍服已不大適應社會需要，而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漸成主流，不分貴賤、男女都可穿用。袴褶的上衣短身大袖或小袖；下衣喇叭褲，有的在膝彎處用長帶系扎，名為縛袴。這種服裝源出軍中，服無定色,外面還可以服?襠衫(一種背心）。河南鄧縣學莊出土磚刻人物穿的，正是齊梁間有代表性的流行袴褶。②女子衣著“上儉下豐”。髦以假發相襯，西晉作十字式大髻；東晉則做成兩鬢抱面遮蔽眉額形狀，緩鬢傾鬢以為盛飾；東晉末至齊、梁間改為束發上聳成雙環。衣著為襦裙套裝，原始于漢代，晉代時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寬大的特色（圖8 ）。③足穿笏頭履、高齒屐(一種漆畫木屐)，流行一時。
中國服飾史
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服飾也受漢朝典章禮儀影響,穿起了漢族服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鮮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遷都洛陽后,魏孝文帝推行華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漢魏衣冠”。原來鮮卑族穿著夾領小袖衣服，這次改革舊俗，史稱“孝文改制”，使秦漢以來冠服舊制得以賡續，推動了中華服飾文化的發展。
隋唐服飾
(581～907) 隋唐時期，中國由分裂而統一，由戰亂而穩定，經濟文化繁榮，服飾的發展無論衣料還是衣式，都呈現出一派空前燦爛的景象。
絲綢工藝隋唐社會中上層和殷實之家做衣服多用絲綢，并經多種工藝處理。①彩錦，是五色俱備織成種種花紋的絲綢。最常見的是成都小團窠錦，常用作半臂和衣領邊緣服飾。②特種宮錦，花紋有對雉、斗羊、翔鳳、游鱗之狀，章彩華麗。有彩綾，或本色花或兩色花，用于官服,有鸞銜長綬、雁銜威儀、俊鶻銜花等名目;此外還有孔雀羅、樗蒲綾、鏡花綾和織造精美的遼綾等。③刺繡，有五色彩繡和金銀線繡。另外還有堆綾、貼絹法,溫庭筠詞“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即指此法。④泥金銀繪畫，即用金粉、銀粉畫在衣裙材料上。舞女衣裙用繡畫加工較多。⑤印染花紋，分多色套染和單色染。簡單花紋有“魚子纈”，只作方框形小點子，或作梅花、柿蒂、方勝、網格花紋，多屬撮暈絞纈（扎染）類，相當費工。大花五彩多層蠟染、板印，色彩絢麗爛漫，亦稱夾纈或撮暈錦，多對薄質紗羅加工，爭奇斗勝，使衣著、披帛式樣不斷翻新。相對貧困的平民百姓雖然也可以用普通的素色絲綢，但麻布類織物仍然是他們主要的衣服材料。
男子冠服 隋唐時期男子冠服特點主要是上層人物穿長袍，官員戴幞頭，百姓著短衫。直到五代，變化不大。
隨著國家的統一,隋唐朝廷都曾參照前朝舊制,改革輿服制度,規定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顏色來區分等級,用花紋表示官階。隋代朝服尚赤,戎服尚黃,常服雜色。唐代以柘黃色為最高貴，紅紫、藍綠、黑褐等而下之，白色則沒有地位。男子官服,一般是頭戴烏紗幞頭;身穿圓領窄袖袍衫,衣長在膝下踝上,齊膝處設一道界線，稱為橫襕，略存深衣舊跡;腰系紅鞓帶,足登烏皮六合靴。從皇帝到官吏,樣式幾乎相同,差別只在于材料、顏色和皮帶頭的裝飾。無官的地主階級隱士、野老，則喜穿高領寬緣的直裰，表示承襲儒者寬袍大袖的深衣古制。普通百姓只能穿開衩到腰際的齊膝短衫和褲，不許用鮮明色彩。差役仆夫多帶尖錐帽，穿麻練鞋，做事行路還須把衣角撩起扎在腰間。腳上只限穿編結的線鞋或草鞋。
幞頭之制出于北齊，隋唐之初逐步定型。這是一種用黑色紗羅做的軟胎帽（一度用木胎），裹在發髻的后部，稍稍突起并微微前傾；帽帶兩條系于帽頂前部，兩條垂于頸后,或長或短,式樣有三五種,初尚平頭小樣,而后漸高。唐開元年間玄宗賜臣下“內樣巾長腳羅幞頭”，可知長腳式先出宮中,后垂的兩條帶子或下垂或上舉,或斜聳一旁或交叉在后，帶形初如梭子，繼為腰圓式，中施絲弦為骨。到五代時這兩條帶子平直分向兩邊，“軟腳”變成了“硬翅”,終于形成宋代的展翅漆紗幞頭,俗稱烏紗帽。
女裝 隋唐女裝富有時裝性，往往由爭奇的宮廷婦女服裝發展到民間，被紛紛效尤，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響而別具一格。
隋唐時期最時興的女子衣著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長裙，裙腰以綢帶高系，幾乎及腋下。這種始于漢代的套裝，在魏晉時期裙腰日高，上衣日短，衣袖日窄；后來又走向另一極端，衣袖加闊到二三尺。隋統一后，上襦又時興小袖，影響所及，貴族婦女內穿大袖衣，外面再披一件小袖衣，名披襖子。講究的用金縷蹙繡，聽任小袖下垂以為美，竟成一時風尚。唐代長期穿用小袖短襦和曳地長裙，但盛唐以后，貴族婦女衣著又轉向闊大拖沓，衣袖竟大過4尺,長裙拖地4～5寸，不得不用法令加以限制。一般婦女穿青碧纈（印花或染花織物），著平頭小花草履。 隋唐女子好打扮。從宮廷傳開的“半臂”，有對襟、套頭、翻領或無領式樣，袖長齊肘，身長及腰，以小帶子當胸結住。因領口寬大，穿時袒露上胸。半臂歷久不衰，后來男子也有穿著的。當時還流行長巾子，系用銀花或金銀粉繪花的薄紗羅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帶上，再披搭肩上，旋繞于手臂間，名曰披帛。 唐代婦女的發飾多種多樣，各有專名。早期高聳輕俊，后期流行用假發做義髻，便顯得蓬松。女鞋一般是花鞋，有平頭、高頭之分，多用錦繡織物、彩帛、皮革做成。線鞋則用彩線或麻線編結而成。鞋的名目有彩帛縵成履、吳越高頭草履、重臺履、金薄重臺履，官服中則有高墻履等。
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數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來文化，這在婦女服裝上有明顯的反映。唐貞觀至開元年間(627～741)十分流行胡服新裝，戴金錦渾脫帽，著翻領小袖齊膝長襖或男式圓領衫子,穿條紋間道錦小口褲,腰系金花裝飾的鈿縷帶，足登軟底透空緊靿靴；部分發髻上聳如俊鶻展翅，臉上無例外地用黃色星點點額，頰邊畫二月牙，或在嘴角酒窩間加兩小點胭脂。待到元和年間(806～820)，更發展到蠻鬟椎髻，烏膏注唇，赭黃涂臉，眉作細細八字低顰。五代后期還講究濃眉上翹的倒暈蛾翅眉，頭上滿插用金、銀、玉、象牙或玳瑁制成的小梳。
唐初，婦女沿襲北齊、隋代舊習，騎馬出行必用一種大紗帽隱蔽全身，叫作冪?，后來發展成帷帽，帽形如斗笠，周圍垂網簾至頸，或空出前部，靚妝露面（圖9）。至今中國南方農村婦女仍有類似的遮陽帽。盛唐以后，帷帽廢除，但都市婦女還有將部分紗羅貼在前額作為裝飾的，名為透額羅。 中國服飾史
宋遼夏金元服飾
(960～1368) 宋代基本保留了漢民族服飾的風格，遼、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飾則分別具有契丹、黨項、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點。由于長期爭戰，客觀上促進了各民族服飾的再度交流與融合。 宋代服飾 宋代政權建立后，博士聶崇義于建隆二年(961)上《三禮圖》（圖10 ）,奏請重新制訂了服制。此后100多年間，又幾度加以完善，且對民間多有禁例，“衣服遞有等級，不敢略相陵躐”。然而由于宋代政治、經濟等因素影響，“衣服之章，上下混淆”，南宋時已不可遏制。社會上層衣服算是符合常規的，大致有官服、便服、遺老服等三式。
中國服飾史 宋初統一南方過程中，從長江流域的后蜀、南唐、吳越得到錦繡彩帛達幾百萬匹。為示威天下，趙匡胤把2萬多人的儀仗隊用織繡印染的各種絲綢裝扮起來,名作“繡衣鹵簿”,還繪有圖卷,保留下許多宋代官服制度的重要資料。宋代官服面料以羅為主，江浙地區每年上貢花、素羅即達數十萬匹；高級絲織物還有緊絲、透背、隔織、綾、錦、綺、縠、纈、絹等。政府又因五代舊制，每年照例要贈送親貴大臣錦緞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襲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長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烏紗帽，名直腳幞頭，君臣通服，成為定制。差吏男仆則按規定戴兩翅向后上方彎曲的曲翅幞頭。宋代官服又沿襲唐代章服的佩魚制度，有資格穿紫、緋色公服的官員都須在腰間佩掛“魚袋”，袋內裝有金、銀、銅制成的魚，以區別官品。“方心曲領”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項間套上圓下方的飾物。 宋代官員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圓領衫和帽帶下垂的軟翅幞頭，依然唐式，腳下卻改著更便于平時起居的便鞋。
宋代遺老的代表性服飾為合領（交領）大袖的寬身袍衫、東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緣邊，以存古風。東坡巾為方筒狀高巾子，相傳為大文學家蘇東坡創制，實為古代幅巾的復興；明代的老年士紳還常戴用。 勞動人民的衣著變得更短,原因是生產雖有發展,生活卻益加貧困。農民和漁夫因而開始被稱作"短衣漢子"。 宋代服制的興廢，多與時裝的流行有關。從《清明上河圖》看，上層人物多穿齊整的袍衫，長可掩足；平民大眾則捋袖敞襟、系帶裹腿，以便活動。許多服飾在款式，色彩及圖案上反映著宋人的崇尚。女裝不同于唐風而講究瘦長，以顯苗條；新式的旋襖、胡服等，新穎、大方、素雅。除官員的公服以外，民間一般服裝更多地使用復雜而調和的色彩。一般貴族和官僚婦女，衣著雖不及唐時華麗，卻配色大膽，已打破唐代以青、碧、紅、藍為主色的習慣；由于清明掃墓必穿白色衣裙，又流行“孝裝”,以一身縞素為美。當時衣帽材料始用纈帛（印花絲綢）、銷金（加入金線編織的絲織品），花紋突破了唐代對稱圖案，生色折枝花尤為時尚。這些服飾新風格，常常一面被百官服、命婦服引用，又一面對庶人服、商賈服禁用。南宋末年,表明社會進步的時裝被稱為“奇巾異服”，卻又不斷斗美夸麗。 宋時裝大體有兩類：①傳統服裝的繼承和發展。以旋襖最有代表性，流行也最廣泛。其款式與唐代齊膝短大衣式的胡服新裝相近。其特色：一是直領，鑲一道花邊叫“領抹”,多用捻金線彩繡四季翻新花樣,謂之“一年景”，繡作者皆出諸寺師姑之手，且設有專市占定東京大相國寺兩廊交易；二是對襟，無紐常敞（故又稱不對襟），任其露出腰腹圍（尚鵝黃色，稱腰上黃）；三是小袖,袖口及腕縮緊,不同于背子（背心）或半臂（半袖）。②周鄰少數民族服飾的吸收。以釣墩最有代表性。它是女子的襪褲，沒有褲腰，兩腿分離，與氈笠、彎頭雙色鞋及服裝間色，都屬當時契丹、女真風俗，士庶仿效，無法禁絕。朱熹曾為之感慨：“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可見流行之廣而盛。
宋代民間首服也有種種流行。男子流行幞頭、幅巾，女子則流行花冠和蓋頭。婦女發式和花冠，是當時對美追求的重點，最能表現宋代裝束的變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趨危巧，宋代花冠再加發展變化，通常以花鳥狀簪釵梳篦插于發髻之上,無奇不有。簡單的,頭發做成玉蘭花苞式；復雜的，有飛鬟危巧的尖新式、如鳥張翼式，甚至重疊堆砌如一花塔。后一種大概是仿照當時特種牡丹花“重樓子”,用羅帛制作加于高髻之上,后來竟高過3尺,所用角梳也大過1尺2寸。高髻險裝風氣日盛，不得不用法律限制尺寸，但上行下效，禁令也無濟于事，必待新花樣出現成風，才能轉移先前的愛好。至于后妃公主的鳳冠,講究用金翠珠玉作種種花樣,有的用掐絲法表現一大群仙女隨西王母赴蟠桃宴故事，名“王母隊”，等于把一臺樂舞模型安放在頭頂，后面還附有兩個翹膀，下垂肩際，這種帽子叫等肩冠。還有蓋頭，是士大夫女眷出門必帶之物，以巾蒙首，稱冪首巾，南宋尤盛，因朱熹提倡，后人稱“文公兜”；婚禮用銷金蓋頭。 遼、西夏、金服飾遼、西夏、金分別為中國古代契丹、黨項、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權，其服飾反映了在與漢民族進行長期文化交流中，各自發揚民族傳統的發展軌跡。
黨項族婦女多著翻領胡服，領間刺繡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圓領齊膝外衣，足下著長統靴，宜于馬上作戰射獵；婦女穿窄袖交領袍衫，長齊足背，都是左衽，正與漢人相反，所習慣穿用的釣墩傳到內地曾廣為流行。此外，黑龍江阿城金代貴族墓出土的男女服裝中，還有一種前面連腰、后面敞開的分襠褲，褲口還附有可套于腳心的環帶（制式恰如現今的健美褲），前腰高及胸部、上有肩帶,后附背帶3對,可以結束在胸前,形制與江陵馬山戰國楚墓出土的綿袴非常相似，也許還與《漢書》提到的多帶“窮袴”有關聯。 當時北方民族男子發式一般髡發，即剃去頂發，余發散披或結辮下垂耳旁。有身份或交納大量駝馬財物的，才許可攏發裹巾，巾式類似唐代幞頭。
遼金政權考慮到與漢族雜處共存的現實，都曾經設“南官”制度，以漢族治境內漢人，對漢族官員采用唐宋官服舊制。遼代以絲綢官服上山水鳥獸刺繡紋樣區分官品，影響到明清官服的等級標識。金代則以官服上花朵紋樣大小定尊卑，品級最低的用無紋或小菱紋的芝麻羅，“芝麻官”俗語即由此而來。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動，也為漢人采用。如《中興四將圖》畫像中抗金名將岳飛、韓世忠身邊家將的便服，已與金人男服無大區別。 元代服飾元代于延祐元年(1314)參酌古今蒙漢服制，對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統一規定。漢官服式仍多為唐式圓領衣和幞頭。蒙古族官員則穿合領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層為便于馬上馳騁，最時興腰間多褶的辮線襖子（圓領緊袖袍，寬下擺、折褶、有辮線圍腰）、戴笠子帽。
元代長衣通名為袍，其式樣在北方男女區別并不大，但材料精粗貴賤，卻差別懸殊。高級大官服多采用鮮明紅彩織金錦，且沿襲金制從花朵大小定品級高低，下級辦事人只許用檀褐色羅絹。平民一般禁止用龍鳳紋樣和金、彩，只許用暗色纻絲。至元二十二年還令“凡樂人、娼妓、賣酒的、當差的，不許穿好顏色衣”。由于禁令限制，反而促使勞動人民因地取材創造了種種不同的褐色，多達四五十種名目，后來還影響到帝王衣著破例采用褐色。 發式，漢族男性變化不多，北方的漢族女性較前簡化。蒙古族男性則把頂發從額前垂下一小綹或留作桃形，余發編成大環或麻花狀，垂在耳邊，帝王也不例外；女性多挽發髻，貴族加戴姑姑冠（罟罟冠），高到二三尺（圖11）。帝王尤喜愛各式帽，俱用精美珍貴材料做成，綴珠玉以示尊貴。 中國服飾史 元代紡織物有納石矢金錦、渾金搭子、金段子、兜羅錦、三棱羅、大綾、小綾、南絹、北絹、木錦布、番錦布……種種名目。元代每年舉行10余次大朝會，屆時萬千官員穿同一顏色、式樣并加飾納石矢金錦珠寶的高級禮服，稱作質孫服，糜費為歷朝少有。這種服式到明代卻被用作差役服裝。前一代的華服變成后一代的賤服，歷史上并不罕見，是改朝換代影響服飾變化的一種必然現象。
明清服飾
(1368～1911) 明清兩代的服飾面貌有較大差異。明代以漢族傳統服裝為主體，清代則以滿族服裝為大流。而兩代上下層社會的服飾均有明顯等級。 明代服飾明代政權建立后，曾力圖消除元代蒙古族服制對漢族的影響，“悉命復衣冠如唐制”，但當務之急是安定社會、發展生產，未能真正貫徹。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才確定了許多主要服飾。由于明代政府非常重視農業，推廣植棉，棉布得到普及，普通百姓的衣著也得到了改善。 上層社會的官服是權力的象征，歷來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自唐宋以降，龍袍和黃色就為王室所專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來紫色為貴。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為正色，又因《論語》有“惡紫之奪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廢除不用；樣式近似唐代圓領服而尺寸寬大，盤領右衽,兩側各多出一塊,稱“襬”（擺）；衣料多用纻絲或紗、羅、絹，但顏色、花紋有別。最有特色的是用“補子”表示品級。補子是一塊約40～50cm見方的綢料，織繡上不同紋樣,再縫綴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補子用鳥，武官用走獸，各分九等(圖12)。平常穿的圓領袍衫則憑衣服長短和袖子大小區分身份，長大者為尊。 中國服飾史 明代官員的主要首服沿襲宋元幞頭而稍有不同。皇帝戴烏紗折上巾，帽翅自后部向上豎起。官員朝服戴展翅漆紗幞頭，帽翅長達1尺2寸；常服戴烏紗帽。入冬以后，皇帝還賜給百官毛皮暖耳，很象后世的耳套，平民不準使用；同時有披肩、圍脖等御寒用品。受到誥封的官員妻、母，也有以紋、飾區別等級的紅色大袖禮服和各式霞帔。此外，上層婦女中已著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裝或長、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襲了舊傳統，且品種十分豐富。當時出現一種長身背心，狀似士兵的罩甲，故名馬甲，在青年婦女中尤為流行（圖13）。服飾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綠、桃紅等色，不得用大紅、鴉青、黃等色，以免與官服正色相混；勞動大眾只許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來舊樣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親自制訂兩種，頒行全國，士庶通用。一種是方桶狀黑漆紗帽，稱四方平定巾；一種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稱六合一統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歸一。后者留傳下來，俗稱瓜皮帽，系用黑色絨、緞等制成。
中國服飾史 清代服飾 清王朝取代朱明，即以暴力手段推行剃發易服，按滿族習俗統一男子服飾。順治九年(1652)，欽定《服色肩輿條例》頒行，從此廢除了濃厚漢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發挽髻，著寬松衣，穿長統襪、淺面鞋；清時則剃發留辮，辮垂腦后，穿瘦削的馬蹄袖箭衣、緊襪、深統靴。但官民服飾依律涇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種為長袍馬褂。馬褂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騎馬短衣而得名，特點是前后開衩、當胸釘石青補子一方（親王、郡王用圓補）。補子的鳥獸紋樣和等級順序與明朝大同小異。清代官帽與前朝絕然不同，凡軍士、差役以上軍政人員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緯帽，按冬夏季節有暖帽、涼帽之分，還視品級高低安上不同顏色、質料的“頂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稱花翎，高級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圓斑），并有單眼、雙眼、三眼之別，眼多者為貴，只有親王或功勛卓著的大臣才被賞戴。皇帝有時還賞穿黃馬褂，以示特別恩寵。影響所及,其他顏色的馬褂遂在官員士紳中逐漸流行,成為一般的禮服（圖14）。四、五品以上官員還項掛朝珠，用各種貴重珠寶、香木制成，構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點。
中國服飾史
絲紡繡染及各種手工專業的進步，為清代服飾品種的豐富創造了條件，形成了炫耀財勢的繁瑣裝飾重于藝術表現的特點。按規定，綾羅綢緞此時已不再是官僚富戶的專用品。 清代一般男子服飾有所謂京樣高領長衫，腰身、袖管窄小，外套短褂、坎肩（背心），頭戴瓜皮小帽，手持“京八寸”小煙管，腰帶上掛滿刺繡精美的荷包、扇袋、香囊等飾物，可算是時髦打扮，北京一帶尤盛。很多地主、商人就如此裝束。 清代女裝，漢、滿族發展情況不一。漢族婦女在康熙、雍正時期(1662～1735)還保留明代款式，時興小袖衣和長裙；乾隆以后,衣服漸肥漸短，袖口日寬或達1尺多，再加云肩，花樣翻新無可底止；到晚清時，都市婦女已去裙著褲，衣上鑲花邊、滾牙子，多至十幾道，有“七姐妹”、“十三太保”、“十八鑲緄”諸名，一衣之貴大都花在這上面。滿族婦女著“旗裝”（圖15），梳旗髻（俗稱兩把頭），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傳的所謂旗袍，長期主要用于宮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為漢族中的貴婦所仿用。
近現代服飾
（1912年以來） 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中華民族的服飾進入了新時代。
在此之前，改良主義者康有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統初年，曾上書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國留學生也剪去辮子，改穿西裝。1912年，民國政府首先頒行《剪辮通令》，隨后參照西洋諸國服飾制度發布《服制條例》；20年代末，政府又頒《服制條例》，主要規定男女禮服和公務人員制服。隨著中外交流的加強，五彩紛呈的服裝終于沖垮了衣冠等級制度。傳統的袍、衫、襖、褲、裙越來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飾影響，并被許多新品種新款式取而代之。①男裝：民國初年出現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著中西裝都戴禮帽，被認為是最莊重的服飾。20年代前后出現中山裝、逐漸在城市普及。廣大農村一直沿用傳統的襖褲，頭戴氈帽或斗笠，腳著自家縫納的布鞋。②女裝：辛亥革命帶來了多樣化，一身襖褲之外，又多穿用襖裙套裝。20年代以來，婦女喜愛旗袍，旗袍逐漸成為時裝而不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百廢待舉，人民致力國家建設，服飾崇向簡樸實用。50～70年代，中山裝漸成男子主體服裝，此外流行過軍便裝，人民裝；女裝受蘇聯影響，連衣裙風靡城市，此外還流行過列寧裝等。但在農村，上衣下褲一直是大多數農民的傳統裝束。1978年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體現時代精神、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服飾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面貌簇新。
服飾是人類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生活的重要支柱。遠在一千萬年以前，猿的一支——拉馬古猿開始了向人類演化的過程。到四百至五百萬年前，人的遠祖南猿才從古猿中分化出來。由南猿演化到現代人，又經歷了直立原人——智人——現代人等歷史階段。在智人階段，人們開始用獸皮裹身御寒，這是人類向創造服飾邁出的第一步。 中國服飾文化，從原始社會，商周、春秋戰國，到秦漢、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宋療夏金元，直到明清以及近代，都以鮮明特色為世界所矚目。這本書將會讓您了解中國從古至今的各種服飾！
中國服飾史
好多喜愛服飾文化的朋友，如今知道了作者沈從文在中國服裝歷史研究上的開山地位，可能不見得知道他曾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過詞條，現在奉獻給讀者這本書，文字上大體就是那個條目的原始面貌，書中選材，以及表述角度，把握分寸，都只能口述。這是一部皇皇巨著，制作精美，可作為國禮贈品和圖書藏珍無疑都很上檔次。
相關評論
沈從文的《中國服飾史》，老早就知道。也曾經在不同書店的架子上，不止一次地翻閱過，終究沒有下決心買它。倒不是價錢的原因，33元，并不是一個很高的數字。更何況，就書的價值來講，以這個價錢買這本書，絕對是物有所值。主要原因是沒有做好心理準備，說起來好笑，我對所有的有名頭的作品，都需要一定時間的心理準備，才最終帶它到收銀臺把它拿下，沈從文的《中國服飾史》，也是這樣拿下的。書寫得非常好，很合我的胃口。主要原因是沈從文在其中鋪設的線索，是以繪畫或文物為臺階，一步一步地把你引向你未敢祈及的高度。這些繪畫作品，講句老實話，只要是在美術史這個圈子里面混過的人，應該都非常熟悉，或者至少也有所耳聞。這并不是說沈從文欺騙了我們的感情，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沈從文在我們都看過的東西上面，看到了我們所沒有注意到的課題，這就更加凸顯了沈從文的學術力量。每當我想到這一點，我就非常受啟發。我們這個“八卦”的時代，大家（包括不少學者）都熱衷于探奇訪幽，喜歡弄一些希奇古怪的東西來嘩眾取寵。事實上，能夠從大家都熟悉的話題中談出新意，這才是真正的學問。我一向信奉那個老外的話：“對于我們的眼睛來說，缺少的不是美，而是發現。”我認為沈從文就是這樣一個學問的發現者。沈從文的《中國服飾史》，文字很樸實直白，顯示出一個文學家的真正功力。對外行人來說，華麗的字句更有噱頭，更能揪住姑娘小伙子的心。對于內行人來說，那些所謂的噱頭，僅僅是增添票房收入的小把戲而已。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是返樸歸真的，是坦蕩的，是娓娓道來的。這就是為什么沈從文的《中國服飾史》并不叫人覺得華麗的重要原因。惟其如此，這本書被賦予了更加蒼莽的個性。我們的閱讀，不僅是知識的獲取，還有一項重要的收獲就是閱讀過程中的身心體驗，沈從文帶給我們的體驗，是安詳的，是實在的，是厚道的，是貼切的。
中國服飾史方面的著作已經出現了若干種,其內容繁簡不一。1980年代有: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和周錫保教授所著《中國古代服飾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版)。前者重文物考釋而輕輿服文獻,后者則重文獻資料而推究淵源流變,都是從歷史實證與宏觀發展演變角度來研究的通史格局。近十年來,主要服飾著作有:黃能馥、陳娟娟的《中國服飾史》(中國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以中華服飾的起源作為開篇,依次對中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服裝發展過程作了較為細致的介紹,內容包括服裝制度、服裝形式、服裝面料、服裝紋樣、首飾配飾等,全書插圖千余幅,分類詳細,圖文并茂,是一部較好的高級教科書。同樣作為教科書,孔德明的《中國古代服飾·用具·職官》(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是根據教學需要,通過多年的積累、研究、探索而完成的集知識性、學術性為一體的專著。華梅的《古代服飾》(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以文物考古的重大發現為線索,系統揭示了我國歷代服飾的發展特點和藝術風格。全書分為遠古衣影、商周瑰奇、秦漢成儀、魏晉通脫、隋唐華彩、宋明矜巧、金元雄渾和服飾研究等8個章節;書中配有彩圖6幅、插圖58幅,對1個世紀以來相關研究進行了審視和綜合。
對中國古代服飾歷史的綜合研究,始終是服飾研究的熱點,近年來出版的絕大部分專著都是圍繞這一主題的。周汛、高春明的《中國古代服飾大觀》(重慶出版社,1995年版)便屬此類。全書26萬余字,選用彩色和黑白插圖260多幅,分為12編,依次為:綜述,首服,發式,化妝,首飾,耳飾,項飾,衣服,褲裳,腰佩,鞋襪,工藝。《衣冠燦爛——中國古代服飾巡禮》(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是趙超、熊存瑞的合著,對古老中國豐富多彩的服飾作了概括性描述。趙聯賞的《霓裳·錦衣·禮道——中國古代服飾智道透析》(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是一部將古代服飾與歷史文化相結合、詳細闡述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的專著,采用文物映證文獻的研究方法,對豐富而又千姿百態的各朝代的服飾制度進行了剖析。 文化人類學是現代興起的、對人類活動進行綜合研究的新學科。華梅的《人類服飾文化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書,從人類文化學的這個大視角入手,以服飾的歷史年代為縱線,廣泛聯系服飾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將古今中外人類的服飾從起源、發展、沿革逐一進行分析論述,為拓寬服飾研究領域做了嘗試。此外,張志春的《中國服飾文化》(中國紡織出版社,2001年版)綜合運用社會學、文化學、史學、美學和心理學等理論和方法,以點線面體相結合的模式來展開中國服飾文化學說的輪廓和細部,是一部跨學科研究的理論專著。
軍戎服飾在古代服飾的研究中,一般按習慣分為戎服和甲胄兩部分。1980年代以來,對各朝代甲胄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其成果學術價值也比較高。相比之下,戎服研究則略顯薄弱,成果也相對較少。劉永華的《中國古代軍戎服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一書,廣泛搜集考古資料,通過對西周、春秋戰國、秦代、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兩宋、遼、金、元、明、清等朝代軍戎服飾的論述,可使讀者對中國古代軍戎服飾的發展過程有一個形象的了解。 婦女服飾研究的專著則有孟暉的《中原女子服飾史稿》(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該書以長江、黃河兩大流域的中原漢族婦女服飾為研究對象,將該地區漢族婦女服飾的演變特點,以“錦繡中原”、“胡風入華”、“兩宋風流”、“金縷曲”四方面內容作為概括。
辭典為人們了解知識、研究問題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周汛、高春明的《中國衣冠服飾大辭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系統介紹中國歷代衣冠服飾文化的專業辭書,分總類、冠巾、上衣、下裳、鞋襪、發式、化妝、飾物、腰佩、衣料、染彩、紋樣、工藝、其他及文獻15個門類;所收詞類上起先秦,下迄民國,內容包括歷代服飾名稱、款式、質料、色彩、紋飾、產生年代、沿革變遷、禮議制度、穿著方式、使用場合及相關習俗等。書前刊有《中國衣冠服飾史述略》一文;書后收有《中國服飾史年表》《衣冠服飾等秩表》《歷代服飾禁例》《歷代時世妝》《古今尺度對照表》及《中國服飾沿革簡明圖表》等附錄;另有彩色照片200余幅,黑白插圖1 000余幅。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彩色和黑白照片大多取材于各地博物館收藏的珍貴文物,可供讀者鑒賞與研究。 關于服飾風俗的研究,近年來許多論著有所涉獵,較有影響的專著有:周汛、高春明的《中國古代服飾風俗》(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本書以服飾習俗為線索,對歷代服飾風俗作了詳盡敘述,同時也分析了歷代影響服飾習俗的因素。
綜上所述,近十年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成績斐然,主要表現在:其一,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從不同的角度和高度對服飾進行了多方面的闡述和論證;其二,研究方法可信,研究者多采取用出土文物與歷史文獻結合考證的形式進行研究,增加了論證的科學性。 但筆者認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依然有缺憾存在:其一,全面系統地研究古代服飾的論著較缺乏,盡管多數論著是按照歷代各個時期的結構去研究的,但視角往往局限于某一層面;其二,采用第一手資料的研究者較少,多是基于或無法繞開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所列資料;其三,深入細致的分類研究論著較缺乏,特別是對古代少數民族服飾的研究,雖具有多角度等特點,但在深入細致方面還是有一定缺憾,如匈奴服飾文化就是學術界很少綜合和深入研究的一個課題;其四,跨學科的研究成果較少,從科學技術、地理環境、文字學、哲學等角度對古代服飾進行研究和論證的成果并不多見;其五,對個別朝代的服飾研究成果甚少,如研究明朝服飾的論文近十年來僅有8篇,沒有專著。如果說中國古代服飾史是源遠的長河,近十年來的服飾研究則如涓涓的細流,留待后人去開拓、挖掘的領域依然廣闊。相信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學術界的日益重視,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會迎來更加燦爛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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